杨万里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又是一位清醒的政治家。他一生力主抗战，始终反对屈膝议和。在进奏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他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排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面对中原沦丧、江山唯余半璧的局面，他尖锐指出："为天下国家者不能不忘于敌，天下之忧，复有大于此者乎！"(《千虑策?国势上》）告诫统治者要时刻不忘备敌谋敌、御敌制胜。他既大胆批评孝宗经过符离之败，"前日之勇一变而为怯，前日之锐一变而为钝"(同上《君道中》），又坚决反对一些人轻易用兵、盲目冒进，主张以"守而取"(《与陈应求左相书》）的积极、慎重策略，稳步进取，先实国力而后图恢复，以求最终胜利。他看重和同情人民，认为："民者，国之命而吏之仇也。"(《千虑策?民政上》)将国家命运系之于人民，指斥官吏只会敲骨吸髓地压榨人民，激起人民的仇恨、愤怒和反抗。因此，他提醒光宗要节财用、薄赋敛、结民心，民富而后邦宁，兴国之计，就在于此（《转对札子》）Q这些，都表现杨万里的深刻见识和进步思想。杨万里为人清直，个性刚褊。孝宗贬他“直不中律”，光宗称他“也有性气”（《鹤林玉露》甲编卷4）。

　　他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而始终不得大用。实际上他一生视仕宦富贵犹如敝展，随时准备唾弃。在作京宫时，就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盘缠，锁置箱中，藏在卧室,又戒家人不许买一物，以免一旦离职回乡时行李累赘，就这样“日日若促装”待发者。这与那些斤斤营求升迁、患得患失之辈适成鲜明对照。杨万里为官清正廉洁，不扰百姓，不贪钱物。江东转运副使任满时，应有余钱万缉，他全弃之于官库，一文不取而归。退休南溪之上，自家老屋一区，仅避风雨。当时诗人徐矶（公元1162-1214年}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正是他清贫一生的真实写照。杨万里的诗，在当时就有很大的影响：“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姜特立《谢杨诚斋惠长句》）“四海诚斋独霸诗。”（项安世《又用韵酬潘杨二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