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才数月，李孟便请辞平章职，仁宗不允，谓“朕在位，必卿在中书，朕与卿相与终始。”至大四年闰七月，加封秦国公，命装潢其画像，填金刻匾，摹前赐号及亲署，令文臣作序、赞于其下。对一个布衣出身的汉族儒臣来说，可谓备极荣宠。然而，半年后，皇庆元年（1312）正月，李孟即告假归葬其父母于上党，虽仁宗嘱其事毕速还，却延宕至十二月（三月葬事已毕）方回京，并坚请辞政务，终于获准解除平章政事实职，保留原职衔、爵位，留任翰林学士承旨。皇庆二年夏，又缴还秦国公印绶。为什么李孟正当君臣相得之际却一再请求辞去相职？时人张养浩说是“公自以布衣致此，惧弗克任。”①实际上应有更深一层原因。对李孟的改革，“贵戚近臣恶其不利于已”，只是碍于有仁宗支持，不敢公然反对，但朝中还存在着以皇太后答己及其宠臣、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为首的另一强大守旧势力。他们处处掣肘新政，反其道而行之。至大四年十一月，李孟奏报了严重的财政状况：“今每岁支钞六百余万锭，又土木营缮百余处，计用数百万锭，内降旨赏赐复用三百余万锭，北边军需又六七百万锭。今帑藏见贮止十一万锭，若此安能周给！自今不急浮费，宜悉停罢。”指出营缮、赏赐仍为巨大支出。十二月，中书省臣奏：“今官未及考，或无故更代，或躐等进阶，僭受国公、丞相等职，诸司已裁而复置者有之。今春以内降旨除官千余人，其中欺伪，岂能悉知！坏乱选法，莫此为甚。”可见财政和官制方面的改革受到干扰（尤以“内降旨”为甚），并不顺利；反对新政的贵戚近臣有太后为之奥援，不能不使无“根脚”汉人李孟深感处境艰危。这从他的《偶成》诗（疑作于归乡葬亲期间）中可以看出：

　　日午山中道，停骖进步难，碱侵苔径滑，风吹毳袍寒。

　　匡国终无补，全身尚未安。一尊茅店酒，强饮不成欢。

　　皇庆二年十月，仁宗命中书省集议实行科举，李孟亦预议。十一月，颁《行科举诏》，定于下一年八月乡试，又下一年二月会试。当时科举停办已久，恢复科举一事，从世祖初年以来屡次议而不行，直到仁宗时阻力仍然很大，“大臣且笑且怒，下而素以士名，耻不出此，亦复腾鼓谤议。赞其成者数人耳”①。在这些赞成者中，李孟起了主要作用。他长期执教于潜邸，使仁宗深受中原文化的薰陶，形成“修身治国，儒道为切”（仁宗语）的思想和重用儒者的施政方针；在与仁宗论用人之道时，他提出了实行科举的主张：“自古人才所出固非一途，而科目得人为盛。今欲取天下人才而用之，舍科目何以哉。然必先德行经术，而后文辞，乃可得其真才以为用。”促使仁宗果断作出决策。延祐元年（1314）十二月，他被重新任命为中书平章政事；二年春，受命知贡举，主持了元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并担任廷试监试官。在《初科知贡举》诗中，他得意地写道：百年场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豹管敢窥天下士，鳌头谁占日边名。宽容极口论时事，衣被终身荷圣情。愿得真儒佐明主，白头应不负平生。七月，进阶金紫光禄大夫（正一品，原为从一品光禄大夫），勋上柱国，改封韩国公。

　　权奸的掣肘与迫害

　　然而，李孟第三次进入中书后，在政务上似未能有所作为。右丞相铁木迭儿专权，奏以孟分领钱帛、钱法、刑名。铁木迭儿怙势贪虐，孟不附权奸，但亦无力匡正。其《在朝思乡》诗有“中书三入成何事，画里相看亦厚颜”句，看来并非谦辞。延祐二年初，御史台因水旱上奏，议及“宰臣燮理有所未至”，孟即请辞职以“避贤路”①。其后又屡次以衰病不能任事乞解政务。四年七月，仁宗允其请，免去平章政事，复授翰林承旨。孟退居闲职后，日以文史自娱。

　　延祐七年正月，仁宗死，已被仁宗罢去相位的铁木迭儿立即又被太后答己任命为右丞相，重掌大权，大肆迫害曾弹劾过他的大臣；以李孟前在中书共事时不肯附己，乃谗构诬谤，夺其所受封爵，仆其先世墓碑，并降职为集贤侍讲学士，度其必不肯附就，即可借以中伤之。孟竟欣然就职，使权奸无从借口。从铁木迭儿一上台就把李孟作为迫害的对象来看，他对铁木迭儿专权也有过抗争，并非缄默容忍。至治元年（1321）四月，孟病死于大都。时人蒲道原的挽诗中有“事有难为可若何”，“磊落勋庸无复纪，令人愤懑寄哀歌”句②。反映了他晚年的处境和对他遭受迫害的不平。

　　李孟才气跌宕，落笔纵横，所作诗传播甚广，所进论议、奏章，常自毁其稿。有《秋谷文集》，今佚，唯《元诗选》存其诗若干首，《山右金石录》有其文一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