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如璋上奏中外通商贸易问题

　　第三件大事是上奏中外通商贸易问题。

　　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以炮舰打开我国门户，西洋货汹涌而来；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亦欲步西方列强后尘，向我国市场大量倾销其东洋货。何如璋对此有深切了解，他向清廷上《奏陈务请力筹抵制疏》，指出当时中外通商存在的症结问题，竭力反对违背互利原则损害我国利益的不平等贸易：

　　“查中外结约通商，其始不过五口，继增至十九口，而假借游历通商一语，因之内地亦复通商……三十年中巧取横侵，愈推愈广，流弊日巨，受害滋深。”

　　“近年进口日多，势成偏重，徒以彼无用之货，易吾有用之金，其弊一也”；“中土无，则利民而广交易，虽耗损资财，尚不至夺吾本然之利，乃查进口之货，皆不异中土之产，外产日盛，则内产不得不衰，听其销流日广，则吾之生路日穷，其弊二也”；“然苟征课操之自我，则设法限轮，尚可杜喧宾夺主之嫌，乃内地商货苛捐什税名目繁多，外商则租界免厘捐，内地只制半税，且皆纠合公司，本巨势强，以垄断之心，行兼并之术，又假吾优待之条，以恣其劫夺，遂令坐贾行商，纷纷败北，其弊三也”；“查欧美通商，凡外国商船不准贸易内港，今则内江外海，皆任洋舶往来，不特运销外产，而且揽载土货，即此载运一款，坐困者当不止数十万家，其弊四也”；“自通市以来，各省税关以亏额告者多矣，洋布一宗岁值三千余万，洋布多则土布必少，其弊五也”；“今管理外商，悉由领事，租界一隅，几同化外，恃强相抗，有司畏懦，隐忍容之，其弊六也”；“今海关税额必与西人议定后而后行，既非平交之道，我仅值百而征其五，此实为天下最轻之税，外商意尤未餍求，贪肆纵横，不尽取中土菁华不止，其弊七也”。

　　接着，他对日方要求与我内地通商一事，作《内地通商利害议》：

　　“日本与我国立约在西人之后，其修好之初，意在联近交……而近年来，日人精神所注，乃专在内地通商，欲博取中土之财，以稍补西邻之失……如璋随时究察月本之求通内地，屡与西人一体均沾为言，而我国对日人实有不能强同者盖有不宜轻许者五，有贻害极大者四。”

　　“查日本出口货皆不异中土之产，一也”；此邦密迩近邻，取径捷而运费轻，若任其直输内地，则内地物产销路日穷，民生将日困，二也”；“日货一经输入内地则彼省厘捐，品类虽同而价值顿异，内地商人必至于败折，三也”；“外产多，则内产减，税厘之入亦日微，是弊并于国计，四也”；“西人远隔重洋，虽互市久通，流寓尚少，今日本地近民贫，内地之禁一开，无论矣，五也”。

　　何如璋在《内地通商利害议》中还陈述：中日贸易，每年巳入超200余万两，若再准其享有低税率和内地通商的优待，势必大量倾销日货，年入超将增至1000余万两，后果不堪设想。

　　清政府终于接纳了何如璋的建议，拒绝了日本到我国内地通商的要求。

　　何如璋深入考察日本国情

　　第四件大事是深入考察日本国情。

　　何如璋在出使期间，积极致力于考察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所起的深刻变化，确认欲自强必须效法日本。他所撰写的《使东述略》，对日本“三权分立制”作了详细介绍，并热情鼓励他的助手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这两部书在中国知识界曾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的“戊戌变法”即从这些此书中得到不少启示。

　　清光绪八年，(1882)何如璋任满归国。次年，出任福建船政大臣。马江中法战争中国战败后，何如璋受到牵连，被贬戍张家口，在戍三年。光绪十四年（1888年），主讲潮州韩山书院。光绪十七年九月（1888年），病逝于韩山书院，时年5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