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传统的华夏中心观，郭嵩焘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传统的华夏中心观认为中国居天地之中，是行纲常教化和礼义文明的结果，夷狄无此教化与文明，故居“天地之偏鄙”。因为中西文明开化的格局已发生历史的错位，而时人却仍然以天下主义的老眼光看世界，郭嵩焘感到了其中蕴含的民族危机。郭嵩焘痛斥士大夫“惟一意矜张，以攘夷狄为义，而置民父于不顾；必使覆国亡家，以快其议论而为名高”，呼吁国人要摒弃传统的“夷夏之辨”，理智地分析西方事物，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向西方学习，树立新的世界意识，走富国强民的近代民族主义道路。

　　中西文化观

　　郭嵩焘出身封建士大夫的旧营垒中，精通传统文化，又了解洋务，对西方文明做过实地考察，这为他对中西文化的整体进行评价和对比研究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他高出同时代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反对再以夷狄看待当时的西洋各国，承认“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虽然，这种文明并非尽善尽美，但从整体上却要优于中国文明。这就打破了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的“夷夏观”、“体用观”、“道器观”、“本末观”等等。郭嵩焘的思想在“西学东渐——西方思想文化向中国传播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他身后蓬勃兴起的维新变法思潮开了先河”。

轶事典故

　　使英见闻

　　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此正合郭氏之意，他早就想将自己所了解的西方富强之道介绍给国人，使国人从“天朝上国”、视异域文明为异端的迷梦中惊醒。经过几十天的海上航行，他于1877年1月下旬到达伦敦，甫一下船便立即将这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程》寄回总署。在日记中，他不仅客观记述了所见所闻，而且对这些见闻作出了自己的评价。如见到一些港口每天上百艘轮船进进出出却次序井然，他不禁叹道：“条理之繁密乃至如此”。他还盛赞伦敦：“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宫室之美，无以复加。”从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异土民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日记中全都作了介绍，尽可能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摆脱夜郎自大的状态。

　　但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有人痛斥他对外国“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焘“有贰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他，有人上奏，认为应将郭嵩焘撤职调回：“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由于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未能将他召回，但下令将此书毁版，禁其流传。

　　出洋内斗

　　在驻英大使任内，郭嵩焘还面临着与自己的副手刘锡鸿愈演愈烈的“窝里斗”。刘锡鸿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员的支持，暗中监视郭嵩焘的一举一动，不断向清政府打郭嵩焘的“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如有次参观炮台，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当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也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所为，大不应该。连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洋人、想学外语等全都是罪过。更严重的“罪状”是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对于刘的陷害，郭嵩焘当然倍感愤怒，竭力为自己辩诬。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无法调和。在郭、刘二人“内耗”日甚一日的情况下，清政府于1878年8月下令将二人同时调回。 本来清廷还拟将郭嵩焘查办治罪，后在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反对下才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