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病逝，终年73岁。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清廷上谕再次强调：“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

主要思想

　　富强思想

　　“自强求富”是近代中国的一种进步思潮，但对“富强”的理解却有很大的差别。洋务派认为只要通过国家组织造船制器和经济活动，增强了封建政权的军事、经济实力，就算达到了“富强”的目的。郭嵩焘对此则表示了不同的看法。郭嵩焘的“富强观”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中国“富强”的“本源之计”在于循习“西洋政教”，厘正治国之本，这就是振肃纲纪、刷新吏治；而在“其本未遑”的情况下，不妨“姑务其末”，即学习西方技艺，发展近代工商业，“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改革传统教育制度，开办西学，造就“通变之才”为谋求富强的“要务”。郭嵩焘的“富强观”、“重商”主张，主要反映在他光绪元年上总理衙门的《条议海防事宜》一折中。“它冲破了‘中体西用’的理论体系，为资产阶级维新思潮的出现，另辟了一个源头。”

　　外交思想

　　郭嵩焘认为洋患生于中国，乃是近代中国的一大变局，是势之使然。因此，他反对“严夷夏之大防”，主张开放。他说：“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于天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郭嵩焘外交观的另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反对视西方诸国为“夷狄”，主张把它们当作一个个独立的文明国家来看待。针对封建士大夫的“虚骄”习气，郭嵩焘认为：中国除“取法”西洋外，别无他法。为了帮助人们打开眼界，了解、取法西方，郭嵩焘还把出使英国途中的见闻，参以自己的感想，逐日详记下来，写成《使西纪程》寄回总理衙门。不料，惹来一场轩然大波。

　　民族主义观念

　　在郭嵩焘身上有着强烈的家国之忧，但他的爱国情感与民族主义意识是以极为理性的形式呈现的，并且更接近于近代民族主义观念，也因此为当时的人们所误解。这首先表现在郭嵩焘对于华夷之辨的看法上。当时，传统士大夫仍然强调明华夷之辨，郭嵩焘通过自己的实际观察，认为对西方绝不能再以蛮夷视之。他认为“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批驳了传统士大夫关于“中国有道，夷狄无道”的观念，并进一步指出过去比较落后的地区和民族可以转化成先进的地区和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