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邓中夏在保定开课第一天就声明“我没有教过课，更没有经验”，但其讲课的情形，据他当时的学生王森然在《回忆保定“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一文中所写到的：

　　他的面貌白皙红润，眼睛光亮有神，在讲堂上讲课时声音洪亮，谈笑风生，旁征博引。讲到使人气愤的时候，他洁白的牙齿便咬住下唇，握拳怒视。他右手持粉笔，挽着袖口，左手拿板擦，边讲边写，边写边擦，一写就是一大黑板。头发、衣襟、袖筒上落满粉笔面，也不在意，时间久了，嗓音嘶哑，嘴角除了白沫，才喝一口白水，其实水里早已落下一层粉笔面，他看都不看，便咽下去了。他的这种忘我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王森然研究资料》第1辑，34页）

　　平民教育

　　在开展“平民教育”的旗号下，邓中夏首先建立工人识字班。开始，有人认为干苦活学文化没用，“要是发窝头我们才来上课”。邓中夏耐心去讲解――认字才能不受愚弄欺压，终于使大批工人下班后自动来学。他在教文化的同时，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使大家团结起来成立了工人俱乐部。邓中夏作为这个俱乐部的代表，为工人们操办各种福利，同时也赢得了工人的信赖。1925年，他到广东领导管港罢工，为了让工人安心斗争，组织动员各界把多少万人的吃住都安排妥当，被人称为“工人政府的总理”。

　　由于他一口湘音，别人难懂，于是，他在北京就学北方话，在上海学上海话，到广州学粤语。那些揪人心扉的演讲，给工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933年初，邓中夏在上海担负救援受难同志的工作，仍不顾过去长年曾公开活动容易暴露的危险，以化名到处奔走，甚至召集会议演讲。上海的一些老工人听后说：“您讲得真好，我们听后就想起了好多年前的邓中夏。他就是长相比您年轻一点，口音也不大一样。”

　　接受处分

　　1930年，邓中夏从苏联回国，马上被派到洪湖同贺龙一起工作。因他没有搞过农民运动和军事斗争，加上盲动路线指导，在指挥上犯过一些错误。翌年末，他被撤职调回上海。有“过左”思想的中央领导人竟然几个月不安排他工作，也不发生活费。邓中夏全靠妻子李夏明在纱厂当学徒一个月挣7块钱艰难生活。其间，妻子因劳累过度导致小产。曾任全国工运最高领导人的邓中夏仍对党毫无怨言，对革命矢志不移。

　　视死如归

　　1933年夏，邓中夏不幸被捕，后来被押往南京。国民党想挑拨他对共产党不满：“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现在却受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小辈欺压，连我们都为你感到不平！”邓中夏轻蔑地回答：“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你有什么权利过问？一个患深度杨梅大疮的人，有资格嘲笑偶尔伤风感冒的人吗？”狱中秘密党支部派人在放风时间：“大家想知道你的政治态度怎样？”邓中夏一听连说：“问得好！请告诉同志们，我邓中夏就是烧成灰，也是共产党人！”

　　支部领导得知这话深为感动，马上动员大家掏钱为邓中夏买饭，并说：“他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不能让他最后的日子那么苦。”难友们一听邓中夏的大名，纷纷捐钱，有的把衣物都卖掉，托看守到狱外餐馆订饭。邓中夏每次端过碗来，都激动不已，因为这一盘炒菜凝聚着的是同志们对革命正气的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