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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另一方面，弘治、正德以来，明王朝政治腐败，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官吏及土司的双重剥削压迫，迫使人民不断起义反抗，斗争此伏彼起，特别是广西大藤峡地区的起义，规模大，时间长，影响久远。镇压人民起义、防守边地，明王朝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土司的力量。明初思恩、田州土司岑氏之乱，连续多年未能平定。直到嘉靖五年朝廷派重臣王守仁到广西，才以招抚形式把事件平息下来，并依靠招抚的土司兵镇压大藤峡瑶民起义。所以，明王朝在加强对土司控制的同时，又采取笼络手段，将许多已改流的府、州，重新恢复土司统治。但是不管改流还是改土，仍然不能使社会矛盾缓和，反而有激化的趋势。因此，对西南少数民族如何治理，成为明王朝亟待解决的问题。

　　田汝成就在这种形势下来到广西。当时广西左江地区的龙州土官赵楷、凭祥土官李寰与族人争袭官位，先后擅杀朝廷所封土司自立，左江地区骚动。同时安南（越南旧称）的莫登庸篡位后，窥视中国领土，暗地派人与赵楷、李寰勾通。形势非常严峻。处理龙州土官变乱问题，稍不得法，将酿成边关大战。田汝成与广西按察司副使翁万达均认为赵楷、李寰弑主自立，只是想要朝廷封他们为土司，原无反叛之意，故未公开与莫氏勾结。倘若朝廷兴兵征讨，必使赵、李二人公开倒向莫登庸；如果就此承认他们袭位的合法化，又会助长土官家族内部争袭官位、互相残杀之风。田汝成、翁万达即设计稳住赵楷、李寰，然后伺机擒杀他们，龙凭之乱遂定。此举既安定了龙、凭二州，避免了一场干戈，又阻止了莫登庸势力的渗透，朝廷亦免兴师之劳。田汝成的政治才干，使他在同僚中享有一定的威信。当时，以右都御史衔参赞云南军事的毛伯温，曾称赞他“知谋善虑，宣博有本”，是个“文而知权者也”。

　　田汝成接着又跟随翁万达镇压大藤峡瑶民起义。他建议翁万达软硬兼施：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招抚土官，让他们为明王朝卖命；用土官队伍镇压起义。他还提出了平定起义后的治理方略。

　　嘉靖十九年（1540年），田汝成提升为福建提学副使，离开了广西。嘉靖二十年，他告病回乡，此后不再复出任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