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军在宋朝军民打击下，不等凑足所索要的金币数量，便退师北去。

事后宋廷对太学生请愿活动及陈东的处置

　　金人解围退去，朝廷也开始追究“暴乱”的责任（在宋钦宗诏复李纲、种师道时，就令他俩对“乘时恃众，乱行殴打”者“以军法从事”，（《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四，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李纲在二月二十四日和以后的上书中也不回避，说：“取其最不逞者，斩数十人，枭首通衢，以靖群众。”（《靖康要录》卷二，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不过当时被杀的还没有学生）“诏诛士民杀内侍为首者，禁伏阙上书”（《宋史》·卷二十三·本纪第二十三·钦宗）。宋钦宗在下达的诏书中虽然充分肯定了太学生请愿“本出忠义”（《靖康要录》卷二，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但又严斥到“自今更敢有招摇倡率不从令着，并斩迄闻奏”（《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六，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

　　太学府的官员看风头伺机行动，主和的几个权臣（也就是陈东上书要求罢斥的那些人）议论要除掉伏阙上书请愿的人，首先从陈东开始。京兆尹王时雍想把参与请愿的太学生全部下狱，一时人人恐惧。好在不久朝廷任用杨时为祭酒，杨时体恤太学生的爱国行为，恢复了陈东的职位，并派聂山到太学安抚示谕，事情逐渐安定下来了。

　　宋钦宗本人对于太学生的请愿运动及陈东的处置是极为矛盾的。前述诏书已经充分的表明了宋钦宗的矛盾态度。靖康元年三月初二，“诏德安府进士张柄、太学生雷观上书论事可喜，并与同进士出身，补迪功郎，除秘书正字。”（《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二，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当时的时论看得很清除：“试观二子之书，论事各得陈东十一而已，东以免死为幸，而二子荣遇如此。”（《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二，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通过褒奖张、雷二人表明陈东伏阙上书不可取。同时，三月初三，构陷学生的干将尚书右丞李棁被罢职；初四，御史孙觌因论“太学生陈东诱众伏阙为乱”（《要录》卷三，转载自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而遭贬斥。后来，其他几个反对太学生最力的蔡懋、李邦彦、王孝迪等人也相继被罢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