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之前段

　　前段过火部分，从吴之矩骑缝印处揭下一纸，吴其贞在《书画记》中记其长四尺余，去掉完全烧焦的残片，图形无重大影响的尚有一尺六寸。吴其贞得到以后名为《剩山图》，并钤有其贞印。《剩山图》紧接后段完好的画面，是富春江起始的丘陵山峦。清康熙八年（1669年）此图归广陵王廷宾(师臣)所有，有王的跋文题画。1938年，被吴湖帆购得，列入《梅景书屋秘笈》，并盖有多枚吴氏鉴藏印。吴氏考证为《富春山居图》前段真迹，重新装裱成卷，小面积残缺处有修补痕迹。1949年后被浙江省博物馆征藏。

画之后段

　　后段连题跋长三丈余，是《富春山居图》的主体。此图再度在收藏家中转换。先归丹阳张范我，张氏酷爱收藏，常至“无钱则典田宅以为常”的地步，然终不能永保。后转入泰兴季寓庸（字因是）之手，钤有“扬州季因是收藏印”等印章多枚。再后则被画家兼鉴赏家高士奇(字江村)于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前后以六百金购得。后又被松江王鸿绪（字俨斋）以原价买进。高、王二氏也钤有收藏印。清雍正六年（1728年），王俨斋病故，此卷又流落于扬州，索价高达千金。时有天津盐商安岐，收藏书画，精于鉴赏，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前后购进是卷，并钤有“安绍芳印”。至清乾隆十一年（1764年），被嗜爱书画的清高宗弘历收进清宫内府。弘历擅书画，精赏鉴。但因他已将伪作《子明卷》定为真品，一时难断是非，乃将《无用师卷》定为赝品，划入《石渠宝笈》次等。直至嘉庆年间，胡敬校阅石渠旧藏，这一经元、明、清三朝诸多鉴赏家审定，流传有序的杰作，才被编入《石渠宝笈三编》，一直藏于清宫内府。清亡后仍藏故宫。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政府带去台湾，至今真伪二卷均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画之真假

　　关于《富春山居图》卷的真伪问题，清乾隆年间曾有过所谓“富春疑案”。清高宗弘历于乾隆二十九年(1674年)专门写了一篇六百字左右的记，叙述该案始末，并一锤定音。其大意是乾隆十年（1745年）冬，“偶得子久《山居图》，笔墨苍古，的系真迹”。但同年夏，又从沈德潜进呈的诗文稿中，看到他的两则《富春山居图》跋，知道安岐家中还藏有一卷黄公望名为《富春山居图》的画。次年冬，安氏家道中落，将《富春山居图》等旧藏求售于大学士、清宗室傅恒，后由傅恒介绍卖给“内府”。弘历“剪烛粗观，则居然子久《富春山居图》也，五跋与德潜文吻合，偶忆董跋，与予旧题所谓山居图者同，则命内侍出旧图视之，果同。次日命梁诗正等辨其真伪，乃咸以旧为真，新为伪”。进而说“德潜、高士奇、王鸿绪辈之侈赏鉴之精，贾直之重，以为豪举者，均误也。富春、山居，本属一图，向之题山居者，遗富春二字，故虽真而人疑其非真耳”。但又不得不承认《富春山居图》“有古香清韵”，便用二千金买进，允其编入《石渠宝笈》次等。弘历先入为主，也许是“金口”早开，臣下又惟皇上之好为准，所以虽然两画对照作过一番比较，仍然真伪颠倒，将《富春山居图》定为“赝鼎无疑”，而将《山居图》定为黄公望真迹，入《石渠宝笈初编》。此时，连沈德潜也只得顺着“圣论”说“山居即富春图”。《山居图》即《子明卷》，款题“子明隐君将归钱唐，需画山居景，图此赠别。大痴道人公望至元戊寅秋”。前隔水亦有董其昌跋，两跋相比，此跋缺少“忆长安”以下55字，幅末有明成化年间吴县刘珏（字廷美）鉴藏记，拖尾有邹之麟短句题识和孔谔跋文。弘历看到沈德潜的两则跋文后，也曾对《山居图》产生过疑虑，“姑俟他日之辨”，也考证出子明即任仁发。任仁发（1255～1327），字子明，上海青浦人，和黄公望是同一时期的画家，善画马，又是水利专家，因修河道有功，累官至浙东道宣慰副使，一直为官，但无隐居记载。真伪两卷摆在弘历面前，他最终还是以假为真，并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题诗一首：“高王目迷何足奇，压倒德潜谈天口。我非博古侈精鉴，是是还应别否否。”讥讽沈德潜的“误鉴”。从此他对《山居图》格外珍爱，不仅常在宫中展阅，出外巡游时也随身携带。1745年至1794年的50年间，乾隆在画上题跋54次，长长短短，印迹累累，凡空隙处，几乎为之充塞，这对画面的损害无疑是很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