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了翁又考察河图、洛书之数的源流，对此不无疑问。河图、洛书之数古无明文，汉儒以后始谓羲卦本之图，禹畴本之书。本朝诸儒始有九为图，十为书；九为书，十为图之说。二者并行，莫之能正。至朱文公始以九图十书为刘长民托之陈图南，辞而辟之，而引邵子为证。然邵子不过曰：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第言圆方，不言九十。河图、洛书之数的来源并不明确，直到汉儒以后才有伏羲八卦本之河图，大禹九畴本之洛书之说，而宋朝更出现九图十书和十图九书两种说法。朱熹以十图九书为是，并以邵雍之说为据，在《易学启蒙》中反复辨析。不过，在魏了翁看来，此说也并不可靠。其最大的弱点就在于邵雍本身的说法并不明确，朱熹的证据不可靠。邵雍说：“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第207页）邵雍只言方圆，不言九十之数，这不能说明河图、洛书孰九、孰十。从二图表象来看，“戴九履一之图其象圆，五行生成之图其象方，是九圆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为图，十为书乎”？（卷63《跋司马子巳先后天诸图》）不但如此，朱熹本人也颇有疑问。他说：“《易》、《范》之数，诚相表里，为可疑耳。”又说：“安知图之不为书，书之不为图？”（卷63《跋司马子巳先后天诸图》）而近世大儒朱震、张行成都以九为图、十为书。朱震以《列子》作证据，张行成则据依邵子之说为主。二者实难定取舍。

藏书故实

　　私人藏书极富，自称“余无他嗜，惟书癖殆不可医，临安人陈思多为余收揽”。先后收藏有10万卷，与叶梦得并称为南宋著名藏书家。后来为了创办鹤山书院，将其藏书大半捐献给书院，供生员阅读。宋理宗特御书“鹤山书院”四字为赠。鹤山书院“尊经阁”藏书数量曾经超过南宋国家图书馆，且大部分是其旧藏和抄录所藏之副本，再访得旧书，达10余万卷，其藏书规模是宋代各大书院之首。他曾说：“尝观苏文忠记李氏山房，谓秦、汉以来，书益多学者益以苟简”。又云：书日传万纸而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夫非书之罪也，书日多而说日明，俊慧者剿说浮道可以欺世，不必深体笃践也；多柴者广采兼畜可以辑文，不必穷搜博考也。今先生（指朱熹）之书满天下，而其道无传焉”。对尤袤藏书佩服之极，写有《遂初堂书目·跋》，自称“余生晚，不及拜遂初先生，闻储书之盛，又恨不能如刘道原所以假馆春明者。”此跋文叙述了南宋部分私人藏书家的藏书故实，如王溥、李昉、井度、毕士安、杨徽之、晁迥、刘羲仲、宋绶、江正等。

墓地遗址

　　魏了翁墓位于枫桥镇高景山金盆坞，1960年被列为吴县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因所在地划入苏州市区，改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魏了翁墓原规模宏大，有神道、神道碑、石碑坊。后屡经毁修。清咸丰元年〔1851年），江苏布政使倪良用曾为魏墓补立七尺墓碑，上刻“先儒宋资政殿大学士参知政事赠太师秦国公谥文靖魏公了翁墓”。后毁。辛亥革命后，吴中保墓会吴荫培先生重立“宋魏文靖公了翁墓”石碣。“文革”期间，墓碣荡然无存，连墓的确切位置也无从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