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低潮

　　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明永历十五年）清廷为了肃清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颁布了“迁海令”，“廷议徙海上居民”，以断绝对义军的粮饷“接济”。义军“无所得饷”，只得“开屯南田自给”。当郑成功率军东征，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时，张煌言不理解此举的重大战略意义与价值，曾写信给郑成功，“移书阻之”。不久，清军直下云南，终使南明永历政权覆亡。逢此危急之际，张煌言“遣其客罗纶入台湾”，催促郑成功出兵闽南，一方面支持东南沿海人民反对“迁海令”的斗争，另一方面也可牵制清军，以解永历政权之危，但郑成功“以台湾方定，不能行”为由，加以拒绝。于是，张煌言只得又遣使者到湖北的郧阳山中，去说服“十三家兵”出战，“十三家兵”原为李自成起义军的余部，由郝永忠、刘体纯等部将率领，他们以夔东茅麓山为根据地，坚持抗清斗争。张煌言要“十三家兵”出征，“使之扰湖广”清军，牵制敌人，“以缓云南”，挽救永历政权即将覆亡的军事危局，但“十三家兵”终因兵力“衰疲”，加之势单力薄，而未能出战。

　　1662年（清康熙元年、明永历十六年），张煌言又将义军移驻沙堤。其时，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立郑氏政权。而鲁王则身居金门，故郑成功对其衣食供奉“礼数日薄”。张煌言虽对鲁王仍忠心不贰，且“岁时供亿”不绝，但又“虑成功疑”，故“十年不敢入谒”鲁王。待到张煌言“及闻桂王败亡”后，便“上启鲁王，将奉以号召”。但没有得到郑成功的支持。五月，郑成功突然病逝于台湾，致使抗清斗争形势更为严峻。张煌言则转战于宁海临门村一带。这时，清廷浙江总督赵廷臣趁张煌言义军处境艰难之际，再次写信招降，张煌言不为所动，并回信拒绝。十一月，鲁王薨于金门。于是，张煌言只得转战于宁海县临门村一带。还师临门，更使张煌言感慨万千。这时，清廷浙江总督赵廷臣乘张煌言义军处境艰难之际，再次写信招降，张煌言不为所动，并回信拒绝。义军此时虽多次奋战，然孤悬海上，被迫孤军作战，日渐势单力薄。为此有人提议将义军队伍拉上鸡笼岛驻扎，张煌言认为此议不可行，鸡笼小岛，四面环海，易攻难守，若遭致清军突袭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身后荣辱

　　1664年（康熙三年）六月，张煌言见复明无望，在南田的悬嶴岛解散义军，隐居海岛不出。夏天，清军通过叛徒找到张煌言隐居地，夜半渡岛，张煌言被执。农历七月十七日至宁波，九月初七日，张煌言被清军杀害于杭州弼教坊。当他赴刑场时，大义凛然，面无惧色，抬头举目望见吴山，叹息说：“大好江山，可惜沦于腥膻！”就义前，赋《绝命诗》一首。临刑时，他“坐而受刃”，拒绝跪而受戮。监斩官见杨冠玉年幼，有心为他开脱。杨冠玉却断然拒绝道：“张公为国，死于忠；我愿为张公，死于义。要杀便杀，不必多言。”言罢跪在张煌言面前引颈受刑，时年仅四十五岁。

　　张煌言死后由鄞县万斯大等人与和尚超直收尸，并由张煌言外甥朱湘玉到总督衙门买回首级殡敛，并遵照他在《入武林》诗品所表示的愿望，把他葬于杭州南屏山北麓荔枝峰下，成为与岳飞、于谦一同埋葬在杭州的第三位英雄，后人称之为“西湖三杰”。生前的友人叶振名登越王岭遥祭忠魂，撰祭文将张煌言与罗纶二人并称为“张司马二客”。清国史馆为其立传，《明史》有传。

　　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清高宗命录前朝“殉节诸臣”，并加以褒谥和祭祀。收入《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清廷对张煌言加谥“忠烈”，且将其牌位入“祀忠义祠”，得享定期供祭。

家族成员

父母　　父亲：张圭章　　母亲：赵氏妻子　　董氏，死于狱中。儿子　　张万祺，于镇江遇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