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周邦彦的词极讲究“章法”即整篇结构自柳永以来，作长调的人多了起来。但这类词篇幅长，布局的讲究很费心思。而不少人写长调时，或是中间填上些丽藻充数，或前紧后松，或为了一两句佳句而敷衍成篇。在这方面，柳永的长处在善于井井有条地展开铺叙，苏轼的长处在以奔放的情绪一脉贯穿，而周邦彦要比他们更讲究章法，能精心地把一首词写得有张有弛，曲折回环。如《兰陵王·柳》，这首词三叠三换头，声韵格律极复杂；而周邦彦写来十分工稳妥切，所以尤为乐师所爱。据毛开《樵隐笔录》称，直到南宋初，还“都下盛行”，“西楼南瓦皆歌之，谓之‘渭城三叠’。”其内容只是写客中送别，抒发倦游之情和惜别之情，而层次安排极富匠心。第一节由眼前之景引出回忆，再转回自身，点明送别主题，接着又翻回到屡屡折柳送客的往事，开阖变化之间，写足了客居京华的百无聊赖；第二节起笔宕开，追思旧游，很快以“又”字接上昨夜别宴场景，叹息旧交又少一人，然后借想象写朋友离去、彼此在相隔中相望的情景；第三节以二个短句起头，在急促的节奏中涌出一腔哀怨，随后节奏放慢，描绘离舟去后斜阳日暮，自己犹徘徊不忍去的情形，再展开往日温馨友情的追思，最后用“泪暗滴”的现实收束。这种反复回环、层层渲染的章法，就像中国的古典园林艺术，曲折变化，避免了一览无余的毛病。在周词中，如《瑞龙吟·章台路》、《六丑·蔷薇谢后作》等许多长调词，大抵都有这样的特点。

　　再有，周邦彦词十分重视语言的锤炼，做到既浑成自然，又精致工巧这表现在好几个方面：

　　一是他善于化用典故和前人词句，能把它们融化在全篇中，显得天衣无缝，不留痕迹，所以张炎在《词源》中说他“善于融化诗句”，“采唐诗，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长”。这种例子很多，甚至像《西河·金陵怀古》隐括了刘禹锡《石头城》、《乌衣巷》两首七绝和古乐府《石城乐》，却也写得非常完整流贯，没有让人觉突兀不自然的地方。

　　二是他在善于运用典雅语言的同时，也善于运用浅俗的口语和民间俚语，如《万里春》：
　　千红万翠，簇定清明天气。为怜他、种种清香，好难为不醉。
　　我爱深如你，我心在、个人心里。便相看、老却春风，莫无些欢意。
　　而最难得的，是周邦彦无论用雅语还是俗语，都能够化雅为俗，化俗为雅，使它们在一首词中融为一个整体，不显得突出碍眼。

　　三是他对事物的观察很细腻，对意象的选择很讲究，所以语言的表现力很强，如《苏幕遮·燎沉香》上阙：
　　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后三句历来受人推崇，因为它传神地描摹出了雨后初晴的清晨荷叶在水面迎风挺立那种动态的、疏朗而秀拔的风姿。“一一风荷举”读起来是很浅的句子，实际每个字经过了细心的推敲。再如《玉楼春·桃溪不作从容住》中“烟中列岫青无数，雁背夕阳红欲暮”，在色彩的渲染和空间的布列上，可谓极工致精巧。总之，周邦彦的词虽说在题材和情感内涵方面没有提供更多的新东西，但在艺术形式、技巧方面都堪称北宋词的又一个集大成者，为后人提供了许多经验。因此，南宋以后的姜夔、张炎、周密、吴文英等人都十分推重周邦彦，有人甚至称他为“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陈郁《藏一话腴》）。直到清代的常州词派，还奉他为词之“集大成者”，认为学词的最高境界，就是到达他的“浑化”（周济《宋四家词选序》）。就连近代学者王国维，也把周邦彦比作“词中老杜”（《清真先生遗事》）。这说明在词的艺术形式和语言技巧上，周邦彦确有出色的贡献与深远的影响。

参考资料：

1、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