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泰调任云贵总督期间，在滇设立茶叶局，统管云南茶叶贸易。鄂尔泰勒令云南各茶山茶园顶级的普洱茶由国家统一收购，并亲自督办，在茶饼上印“鄂尔泰”并以马帮驼茶，上贡朝廷。云南这种用马帮驼茶到西藏、边关销售、驼茶到京城的模式，称为茶马贸易，而曾经的马帮走过的道路今天称为茶马古道。普洱茶于雍正十年（1732年）正式列入清宫《贡茶按册》。故宫地宫里储存的云南茶叶上均有鄂尔泰的印鉴，证明乃是鄂尔泰亲自督办上贡京城的，以此凸显鄂尔泰对雍正皇帝的尽忠职守。其余等级的茶叶才准许各茶庄贴上商号商标、进入大众消费市场。

　　鄂尔泰设立的茶叶局在鄂尔泰调任它职后，仍旧为云南茶叶贸易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后的数十年间，云南茶叶贸易逐渐兴盛，大量外地百姓迁入茶山，形成家家有茶树，村村有茶山的繁荣景象；每年马帮驼茶进京的盛况更是带动了云南到北京沿途地区的百姓对云南的兴趣。繁荣景象直到清末结束。

　　治水业绩

　　鄂尔泰夙有治水经验。督滇之前便长期注重水利事业。雍正元年（1723年），鄂尔泰任江苏布政使，其时，便“视察太湖，拟疏下游吴淞、白茆”。雍正二年（1724年），鄂尔泰在江南（江苏）大兴水利，如“浏河、镇江、丹阳各路，无不修举”。未满两年，因离任远赴西南，便在江南留下了许多治水遗憾。但仍不忘江南百姓，离行之前，又将任内应得余剩银捐买谷三万三千四百余石，存苏，松，常三府备赈”。这体现其对于江南水利的担忧与眷顾——水利是农业的保障，一旦治水不周，出现水灾或旱灾，百姓将无生计矣。直到雍正五年（1727年），远在云南的鄂尔泰还孜孜眷念江南的水利。当其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方兴未艾，战事依然紧迫之际，位居云贵总督的鄂尔泰还不忘向朝廷奏陈江南水利。此更说明其充分认识到水利对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的重要性。

　　雍正九年（1731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以“各路兴修水利，可为万世永赖之计，每年必须岁修，当保勿坏”，而设水利专项资金。 [17]  其取之于需要治水之地的百姓，大体以收取土地升价交易之税及盐税，而一般不加大普通百姓之负担。并把资金交予清廉的官员来管理，按年报销，“造册存贮，以备永远兴修”。这样，水利资金每年皆可预算，与地方财政同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