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陈砾二哥和二姐的冤案得到平反，他本人不仅迅速恢复了工作，还被提升为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1981年11月，他被任命为中国出版家赴英学习小组组长，被派往英国学习考察。1982年6月回国以后，又连升两级：由副社长提升为社长、出版局副局长。不久，他因为通晓英语而被中共中央宣传部调到北京，担任中国唯一向国外发行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的副总编辑、总编辑，并被推选为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陈砾还是英国剑桥国际传记顾问委员会的会员、美国传记研究协会顾问委员会的荣誉成员。

　　2001年，也曾做过中共秘密党员的丁群先生在拜访陈砾时，问道，你作为国民党要人陈布雷的儿子，对过去盛极一时的“血统论”有何评论？陈砾说，“血统论”只看家庭影响，不看社会影响和本人的表现，是封建思想的残余，其哲学根源是机械唯物论，肯定是错误的。我父亲是国民党的要员，但他的8个子女，有4个是共产党员。

　　陈砾尽管和父亲政见不同，但绝不肯说父亲的不好。作为儿子，陈砾对父亲感情是很深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极“左”思潮极端泛滥时，直接为蒋介石个人服务的陈布雷自然成了“反动”的代名词，陈砾身为陈布雷之子，“运动”一来就在劫难逃，但他还是坚持保留着与父亲陈布雷的一张合影照。后来，那张照片在抄家时被造反派当作“反革命”的证据给抄走。但等事情过后，他还是挺身而出去讨回那张照片 [9]  。

　　与郭沫若之间的唱和

　　1941年11月，正逢郭沫若先生的五十寿辰，同时又是其从事创作活动25年纪念，为庆贺这位在历史研究、文学创作中有卓越贡献的文化巨匠，全国许多地方都举行了纪念活动。郭沫若所在的重庆自不用说，远至香港、延安、桂林等地，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反映出郭沫若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力。

　　当时，重庆的庆贺活动最多、规模最大。时在蒋介石身边任职，被人称为“文胆”的陈布雷，也作为活动的发起人，欣然参加到这次活动之中。

　　陈布雷先生早年是著名的报人，因文笔犀利、说理周全、文采斐然而名重一时。陈布雷与郭沫若，早在北伐时期就见过面。陈当时曾对郭表示过真挚的仰慕：“今日一睹沫若先生风姿，真乃三生有幸。”他们两人早年在上海从事文字工作，亦有惺惺相惜的互敬。此时，陈布雷虽在国民党上层任职，但他文人气极重，一般人很难进入他的视线，可对真正文人，他还是相当诚挚的。当别人拿来请发起人签名的“郭沫若50诞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庆祝缘起”的横轴时，陈布雷欣然签上自己名字。从后来的情况看，做郭沫若纪念活动发起人，他是乐意的，也是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