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髦说：“自古以来的帝王，功绩、德业、言论、行为，各有优劣短长，不一定创业之君都优秀、继任者全低劣。汤、武、高祖虽都是受命于天，贤圣之不同，我感到十分悬殊。少康和殷高宗（武丁）中兴的美好，夏启和周成王守文之兴盛，评定美德比较实绩，放到汉高祖那里去对照，我看到前者之长而未闻前者之短；只是前后两者遇到的时代不同，所以后人评定的功名殊异罢了。少康在国家灭亡后出生，身份降低为诸侯的奴隶，跋涉奔波四处逃难，仅仅保全了自己，（但之后）能够布施德行大用谋略，最终灭浇于过、灭豷于戈，成功恢复了大禹的功业，祭祀夏祖并在祭天时以祖先配祭，不丧失旧物，不是极大的美德极广的仁义，岂能建立这样的功勋？汉高祖趁着秦朝土崩瓦解的态势，倚仗一时的权术，单纯凭借智谋和武力来成就功业，一举一动，大多违反了圣人的法度；作为人家的儿子却多次使父亲处于危险中，作为君主却将贤明的宰相囚禁，作为父亲却不能保护好自己的儿子；去世之后，国家几乎灭亡。他如果和少康互换所处的时代，也许不能复兴大禹的功业。由此说开去，应该以夏少康为高而认为刘邦位居其下。各位爱卿细细讨论一下。”

　　第二天是丁巳日，课业已经讲授完毕，荀顗、袁亮等人说：“上古三代封邦建国，分裂国土来治国，到它们衰败的时候，没有土崩瓦解的态势，可以用道德怀柔天下，不能用武力征服天下。等到战国，弱肉强食，远离道德专凭智谋武力，所以秦衰颓时可以用武力争天下。少康布施德行，是仁者中的英杰；高祖凭借武力，是智者中的豪杰。仁与智不同，两位君主自然大相径庭。《诗经》《书经》中述说殷中宗和殷高宗，都列于大雅；少康功绩美行超过了二宗，列在大雅是明确的。少康更优秀，应当像您说的那样。”

　　崔赞、钟毓、虞松等人议论道：“少康虽然积累了仁德，但向上承蒙了大禹遗留下的恩泽和幸福，在内有虞、仍的援助，在外有靡、艾的帮助。寒浞邪恶，不对百姓施行德政，浇、豷没有亲近之人，外部内部都抛弃了他们。因此少康拥有了国家，是有可供凭借的条件的。至于说汉高祖，从布衣百姓间兴起，率领乌合之众，来成就了帝王的功业。评定德行那么少康更优秀，考核功绩那么汉高祖更胜一筹，说凭借的本钱那么少康处境较易，比较时代那么汉高祖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