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髦又问：“孔子说过‘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之所以至善至美，在于他顺应和参照天意，遵循古代的做法，并不是尧的目的。现在我们探究其含义以明确尧帝的圣德，舍其大而言其小，这可以说是作者的意思吗？”庾峻答：“臣只是遵奉老师教过的说法，不能理解更深的含义。至于两种说法如何统一起来，还取决于圣上自己的判断。”

　　接着又谈起尧舜时代四岳举鲧之事。曹髦问：“作为圣贤的君主，应德才兼备，公正无私，明察秋毫。今王肃说：‘由于尧不了解鲧，所以对他加以试用。’如此说来，圣人在观察人物、考虑问题上也有不足的地方，是不是？”庾峻回答：“虽然圣人的贤明非常人可比，但他们毕竟也有自己的局限。所以禹这样说：善于识人者是哲人，但对帝王来说办好这件事是很困难的。但尧帝最终仍改正了自己用人的失误，将自己的帝位传给了舜，所以他不愧为圣人。”

　　曹髦说：“若说有善始又能善终，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如果连个好的开端都没有，又怎能称之为圣贤呢？禹说办好这件事对帝王来说是很困难的，然而最终尧帝还是废去不肖之人，改授圣贤，也算得上是知人了。《经》上说：知人者为圣哲，能选拔贤能的人做官。若尧对鲧的品德没有把握，试用长达九年，使得在继位者选择上失去了章法，这又怎能称得上是圣哲呢？”庾峻回答：“臣下我读经卷认为，圣人办事也不是没有一点失误。所以就出现了尧帝信用鲧、共工、兜、三苗等四凶的失误。周公失误于重用管叔、蔡叔等叛臣，孔子失误于错误对待宰予。”

　　曹髦说：“尧任用鲧治水，九年没有取得成效，反而把天下河道弄得乱糟糟，给百姓带来痛苦和灾难。至于仲尼失误，不过是宰予言行之间的事，与尧用鲧的失误有着本质的区别。说到周公和管、蔡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来在《尚书》中都有记载，作为博士应该知道得很清楚吧！”庾峻说：“这些事都不是先贤们能说清楚的，臣下孤陋寡闻就更难以细究其是非曲直了。”

　　接着，曹髦和群儒探讨起《尚书》所言“有鲧在下曰虞舜”一句话的意思。曹髦问：“在尧做首领的时代，天下洪水泛滥，又有四凶在朝为虐，当时急需选拔任用贤明的君主来解救受难百姓。舜当时在社会上已有一定的影响，世人也都知道他是个有仁德的贤者，可他却长期得不到重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庾峻回答：“尧帝也曾咨询四岳以征求贤者，想禅让自己的帝位。四岳告诉他如果挑选一个仁德不足的人会辱没你这个帝位的。尧又让他们举荐那些贫贱无名的贤士，于是他们举荐了舜。所以说舜被四岳举荐，主要原因还在于尧，尧这样做是为了让天下人都满意啊！”曹髦说：“尧已闻舜的贤名而不提拔，同时对一些忠臣也未见重用，最后还是让四岳向他举荐贫贱无名的贤者时才推举了舜，这岂不是说尧并非急于选用贤士治理天下以解救受难百姓么？”庾峻摇摇头：“这就不是愚臣所能回答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