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大明帝国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时，明朝故臣降的降、死的死、隐的隐。即使能够抵抗者，亦经不住历史时间的磨洗，渐渐消蚀了那份抵抗的性情，最终走向颓废遁世的道路。而阎尔梅却不同凡响，始终如一地反抗到底，可谓最后到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地步，成为最后一个不识时务者。如果说南明小朝廷刚刚崩溃之时，遗老故臣们趁兴凭一时的血勇之气参与抗清活动还不足为奇的话，那么，随着钱谦益，吴梅村、侯朝宗等名士的降清，晚明的知识分子思想便到了大崩溃的边缘，脱胎换骨的蜕变促使知识分子寻找新的仕途和新的思想定位。而作为坚守人格气节的阎尔梅、顾炎武们却决不肯举起思想的白幡，进行人格的自刎。

　　顺治四年，阎尔梅与山东榆园军合作，削发为僧，自诩“蹈东和尚”，以河南少林寺为联络点，开始云游四方，积极组织反清复明斗争，虽屡屡失败，亦百折不挠。顺治九年，阎尔梅在再次失败被捕后，准备以死报国，因而他在面见总督沈文奎时“瞪目直上视，不拜”，可见他逼视汉奸走狗时的愤懑与轻藐，在他眼中，所有的投降者均为精神的阶下囚，是不能与之比肩的。所以他可以慷慨吟诵：“忠孝平常事，捐躯亦等闲”的浩然之歌。

　　整整两年的牢狱生活，丝毫没有改变一个囚徒的信仰，谁能想象阎尔梅身陷囹圄时所经受的肉体和精神的苦难呢?然而可以明证的是，阎尔梅反清复明的痴心不改，他所能思想的活力就在于此，他的精神支柱也在于此，因此顺治十一年，他成功地逃离了关押他整整两年的济南监狱，潜回了老家沛县。次年，清军抄没了阎家，其妻妾双双自杀，阎尔梅携幼子逃往河南，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八年的颠沛流离的漂泊生涯。
关于阎尔梅这个十八年的飘零生活，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载，他靠什么生活?每天何以度Ft?这似乎都成为一个谜。然而，我们可以从一些零星的记载中看到他那乖戾的性格和不屈的行状。

　　直到康熙六年，流落北京的阎尔梅才与同样流亡北京的顾炎武相遇，这对江南士子的伟大晤面，并无详细的史料诗文记载，只有“竟El谈”三个字可以证明这两个明王朝的最后也是最著名、最坚定的遗民之间那同气相投、行状相类的灵魂撞击是何等地融洽，何等地契合。也许这大江南北的故国遗民从此不再聚首，然而，他们的灵魂在同一信仰中得以重合，他们的人格在一片降幡和歌舞之中独立特行。或许，士子文人之间的友谊可以在酒色之间，可以在诗文交往之间，亦可以在患难之中。然而，最伟大的友谊莫过于两个最孤独的灵魂能在茫茫的黑暗中撞击出心心相印的耀眼人格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