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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清初残酷的社会现实，血与火的刺激，使不少诗人，特别是遗民诗人，对儒家传统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产生了怀疑。申涵光《贾黄公诗引》中说：“温厚和平，诗教也。然吾观古今为诗者，大抵愤世嫉俗，多慷慨不平之音。”钱澄之怀疑得更厉害，《叶井叔诗序》中说：“近之说诗者，谓诗以温厚和平为教，激烈者非也，本诸太史公：‘《小雅》怨诽而不乱。’吾尝取《小雅》诵之，亦何尝不激乎？讯尹氏者旁连姻娅，刺皇甫者上及艳妻，暴公直方之鬼域，巷伯欲畀诸豺虎，正月繁霜之篇，辛卯日食之行，可谓极意询厉，而犹日其旨和平，其词怨而不怒，吾不信也！”他一口气举出了《诗径》中那么多词旨激烈的作品，从根本上否定“温厚和平”之说，认为这是后人的曲解，不足为信。他更反对当时一些人“至痛迫于中，而犹缘饰以为文，舒徐以为度”的作法，认为这样不能表达出作者的真性情。这些观点都是时代刺激的结果，社会的动荡，政治的黑暗，征服者的残暴，人民的惨遭杀戮，诗人本身的困厄磨难，反映到澄之的作品中，就呈现出“往往激楚”的风格。《田间集自序》中说：“吾遭遇如此，欲不悲，得乎？”又说：“论诗者当论其世也，论其地也，亦曰观其所感而已。吾不知世所为温厚和平者，何情也了”但是，诗人这些愤怒抨击黑暗势力的作品，大大地触犯了清廷统治者的忌讳。因而澄之的亲友为他编集时，就劝他“删其过悲者”，澄之不肯，说：“吾宁诗不传尔，其悲者不可删也。”然而亲友为了逃避清廷文网的迫害，“代为删之”。澄之对此虽有不满，而也无可奈何。澄之《与潘木崖》中曾说：“拙集本不宜删，删者可存，存者正多可删。”清廷残酷的文字狱，毁灭了多少有价值的作品，这是难以数计的。

　　钱澄之早年学诗，是从七子派入手的。时代的动乱，使他摆脱了七子派的消极影响。他一生始终以杜甫为宗，学习杜甫反映社会现实、同情民生苦难的精神。在诗的风格上，受陶潜、杜甫、白居易影响最深。当有人称道澄之诗风“在杜、白之间”（《书松声阁集后》）他以为知言。澄之《田间集》中和陶之作颇多，其隐居以后的作品，冲澹自然，也近于陶诗。韩炎《田间文集序》中说：“读先生之诗，冲澹深粹，出于自然，度王、孟而及陶矣。”徐世昌《晚晴移诗话》也说澄之“五古近陶”，“冲淡雅和中，时有沉至语。”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更说：“昔贤评陶元亮诗云：‘心存忠义，地处闲逸，情真、景真、事真、意真。’《田间》一集，庶几近之。”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成就而论，钱澄之都无愧于清初有数的重要诗人之列。在遗民诗人中，澄之诗风接近于吴嘉纪、邢仿等人，成就也可并肩。澄之的诗歌作品及其诗歌理论，有些在今天还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借鉴作用，是不应当忽视的一笔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