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947年），敕赠“保定将军兼金紫光禄大夫，太傅尚书令”。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敕赠“保定男”；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敕赠宗应伯；

　　煦宁八年（1075年）六月，敕赠“泽公”；

　　政和三年（1113年）十月，赐庙额“威惠”；

　　宣和四年（1122年）三月，敕赠“忠泽公”。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八月，加赠“显佑”；

　　绍兴二年（1132年），敕赠“辅国将军”。

　　绍兴七年（1137年）正月，加赠“英烈”；

　　绍兴十二年（1142年）八月，赠“英烈忠泽显佑康庇公”；

　　绍兴十三年（1143年），敕赠“开漳州主圣王”，加谥“忠毅文惠王”；

　　绍兴十六年（1146年）七月，敕赠“灵著王”；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七月，加赠“顺应”；

　　绍兴三十年（1160年）加赠“昭烈”；

　　乾道四年（1168年）九月，敕赠“灵著顺应昭烈广济王”；

　　宝庆二年（1226年）敕赠“宗毅公”。

　　明洪武二年（1369年），敕赠“昭烈侯”；

　　万历七年（1579年），敕赠“威惠开漳陈圣王”。

　　清乾隆四年（1739年），御赐宫灯一对，御书“唐高封祀典开漳圣王”。

后世影响

　　其一，戍闽开漳，加速了东南边陲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使蛮荒之地的少数民族归顺了朝廷，巩固了大唐王朝的中央政权。唐初，泉、潮间被视为“蛮獠”的族，几乎还处于氏族社会末期，多住在“背山面海”的“蛇豕之区”，以狩猎为生，山洞为家，到处“榛莽如是，几疑非人所居”（陈元光《谢准请（建州县）表》。他们常与安居从事农耕的汉人发生冲突，历朝政府所派军队都未能进入其“领地”，只能以九龙江为界，“插柳为营”，中央政权鞭长莫及。而九龙江以西尽为“蛮獠”活动场所，他们据此长期与官府对峙，成为朝廷的心腹之患。陈元光祖孙及其将士戍闽开漳，开创了东南边陲的历史新纪元，使昔日蛮荒之地，渐成文明之邦，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风俗等开始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并逐步贴近中原水平。居民的血统、心理素质和民族意识自此与中原息息相通，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在闽粤之域得以发扬光大。此后千余年来，闽南一带未出现与中央政权相对抗的割据政权和势力，并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可以说，其历史意义和影响都是划时代的。

　　其二，陈元光祖孙数代作为儒家政教思想的实践者和中原文化的传播者，对漳、泉、潮、汕诸州日后成为饮誉海内外的文风昌盛的历史文化名城，其属地成为民风淳厚、才俊辈出的礼义之邦，起了勿庸置疑的奠基作用。并以其蓬勃的历史感召力和传承力，对后世教育的发展、文化的积淀和良风美俗的形成，产生了绵绵无止的影响。陈元光祖孙这一历史功绩的建树，应当说是与其家族来自河南光州固始分不开的。这是因为固始地处中原，而中原则是河洛文化的发祥地，经济和文化教育相对发达，甚至可以说领华夏之先。生于斯、长于斯的陈元光，出身官宦之家，书香门第，自幼又聪颖好学，有条件博览儒家经典，备受儒家思想文化的薰陶，13岁即领乡荐第一。袭任左郎将和晋任漳州首任刺史后，就显示出他的文韬武略和治漳才能。他不仅是一位善于领兵征战的将军，还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封建社会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满腹经伦的儒教学者、颇有成就的诗人。著有《龙湖集》、《玉钤集》、《兵法射诀》等诗文集，《全唐诗》有其诗作七首。由此可见，集文官儒将于一身的陈元光，具备这样高的素质和修养，主政期间重教兴文，德礼育人，恩威并重，倡导文明，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了。也惟此，才收到了“偃武修文，四夷自服”的社会效果。

　　其三陈元光及其祖孙戍闽开漳功绩，为闽粤台同胞和海外“唐人”世代景仰，广为传颂。一千多年来，闽粤人民一向尊崇陈元光为“开漳圣王”，纷纷立庙奉祀，至今香火如昔。唐、五代、宋朝廷先后追封陈元光将军为“豹韬卫镇军大将军兼光禄大夫中书丞”、“保定将军”、“太尉尚书令”、“灵著顺应昭烈广济王”等。漳州和潮、汕地区民间供奉“开漳圣王”的威惠庙、燕翼宫、州主庙等有百余座。目前在台湾奉祀陈圣王的威惠庙、昭惠庙等有53座（一说55座），其中以宜兰、桃园、台北数量、香火为最。在东南亚各地陈圣王庙也有二三十座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