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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余生书原文、翻译及赏析

清代:戴名世

原文

  余生足下。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历中宦者,为足下道滇黔间事。余闻之,载笔往问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为我书其语来,去年冬乃得读之,稍稍识其大略。而吾乡方学士有《滇黔纪闻》一编,余六七年前尝见之。及是而余购得是书,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证其同异。盖两人之言各有详有略,而亦不无大相悬殊者,传闻之间,必有讹焉。然而学土考据颇为确核,而犁支又得于耳目之所睹记,二者将何取信哉?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西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惭以灭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其或菰芦泽之间,有廑廑志其梗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

  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诸书,缺略不祥,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孟坚,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而书籍无从广购,又困于饥寒,衣食日不暇给,惧此事终已废弃。是则有明全盛之书且不得见其成,而又何况于夜郎、筇笮、昆明、洱海奔走流亡区区之轶事乎?前日翰林院购遗书于各州郡,书稍稍集,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购者,其外颇更有潜德幽光,稗官碑志纪载出于史馆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则亦无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难也!

  余员昔之志于明史,有深痛焉、辄好问当世事。而身所与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无有以此为念者,又足迹未尝至四方,以故见闻颇寡,然而此志未尝不时时存也。足下知犁支所在,能召之来与余面论其事,则不胜幸甚。

  文章的第二段,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戴名世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经大致稳固了它的统治,而同时又依旧严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活动的时期,是否承认南明历史,实质上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问题。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历史意义并不低于蜀汉和崖州的南宋政权。但由于严酷的文字禁锢,除山野遗民中可能会留下一些极简略的记载外,载于文字的史料实在太少,且又散于遗民隐士中极难寻得,何况这有限的载记还未能刊刻成书,乏于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随着坚持抗清的遗民旧臣相继而亡,南明政权的史实也必将很快湮没无闻,“岂不可叹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他公然称明祚为三百年,感叹“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已有的一些记载明史的书又“缺略不详,毁誉失实”。有感于世无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史学家,于是慨然以修明史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来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书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说记载南明历史的史书了。翰林院虽曾广购旧书,但虑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长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际史实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这种情况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实在是难乎其难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书的主旨上来,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与决心,强调自己游历少、闻见寡、交游不广,于修史极为不利,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来“面议其事”,情辞恳切,委婉动人。又回护照应了前文,包裹得十分严密。

  文章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圆合,显得极有法度。这些特点也影响及于语言表达,如第一段叙两份史料的异同,笫二段叙修明史的意义,第三段叙面临的种种困难,都层次迭转、条理清晰又简洁明了、气韵生动,极富节奏感。更加善用曲笔,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如“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语,极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狱的酷烈。

参考资料:

1、王琦珍著.翰墨天下雄: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01月:21-27

创作背景

  这篇散文是作者为搜集南明史料,写给他的学生余湛的信,时间大约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左右,当时戴名世正在浙江学使处为幕僚。

戴名世生平简介_戴名世个人成就_戴名世轶事典故

戴名世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晚号栲栳,晚年号称南山先生。死后,讳其姓名而称之为“宋潜虚先生”。又称忧庵先生。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科榜眼。康熙五十年(1711年),左都御史赵申乔,据《南山集·致余生书》中引述南明抗清事迹,参戴名世 “倒置是非,语多狂悖”,“祈敕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敬之戒”由是,《南山集》案发,被逮下狱。五十三年三月六日被杀于市,史称“南山案”,戴名世后归葬故里,立墓碑文曰“戴南山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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