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辟之是临淄人，晚年大部分时间又在临淄度过，所以《渑水燕谈录》记录了大量北宋时期临淄以及周边地区的人和事，比如以著书扶道为己任、著《山东野录》七篇的临淄人贾公疏；教子有方、少寡情欲的临淄长寿老人麻希孟；博学醇德的临淄名儒赵师民等。书中对范仲淹知青州的事迹也记之甚详，有近十条之多。另外，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还在有意无意之间创造了几个第一：这在瓦当的收藏、研究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因而意义极大。原文是：“秦武公作羽阳宫，在凤翔宝鸡县界。岁久，不可究知其处。元六年正月，直县门之东百步，居民权氏浚池，得古铜瓦，五皆破，独一瓦完。面径四寸四分。瓦面隐起四字，曰羽阳千岁，篆字随势为之，不取方正。始知即羽阳旧址也。其地北负高原，南临渭水，前对群峰，形势雄壮，真胜地也。武公之初年，距今千有七百八十八年矣。武功游景叔方总秦凤刑狱，摹刊于石，置之岐阳宪台之瑞丰亭，以贻好事者。”由此可见，从一千年前的北宋时期开始,瓦当就已经成为文人雅士案头的赏玩了。第二，我国古典文学史上关于“三苏”并称最早也源于本书。据《卷四·才识》记载：“眉山苏洵，少不喜学，壮岁犹不知书。年二十七，始发愤读书。举进士，又举茂才，皆不中。曰：“此未足为吾学也。”焚其文，闭户读书，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书说。与二子轼、辙至京师。欧阳文忠公献其书于朝，士大夫争持其文，二子举进士亦皆在高等。于是，父子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本书还记载了许多苏轼的事迹，对我们今天研究宋代文学有很珍贵的价值。特别是书中提到，宋使张芸叟奉旨出使辽国，在幽州的旅馆里发现有辽国人在墙上抄录的苏轼诗歌，还听说范阳的书店曾经刊刻苏轼的诗集等事，对我们研究苏轼诗歌的影响和传播有重要意义。
《卷八·事志》记载：“皇佑中，范文正公镇青州，龙兴僧舍西南阳溪中有醴泉涌出，公构一亭泉上，刻石记之。其后青人思公之德，名之曰范公泉。环泉古木茂密，尘迹不到，去市廛才数百步而如在深山中。自是，幽人逋客，往往赋诗鸣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珑，珍禽上下，真物外之游……最为营丘佳处。”书中对“虹桥”的记载是最早的，以至于不了解王辟之历史的某些当代桥梁史专家给王辟之冠以了古代桥梁专家的称号。据《卷八事志》记载，青州太守夏竦见城中的桥梁常被大水冲坏，便想办法改建。这时，他正好得到了牢城中的一个“废卒”。“废卒”就是关押在监牢的残废士兵。这个人有“智思”，也就是有超常的智慧。这个“废卒”取来数十根大木，相贯为桥，无柱的虹桥就这样造出来了。这是我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最早的“虹桥”之一。另外，“开卷有益”、“高下其手”两个成语源于本书，对淮安点心“蜂糖糕”、江南“建茶”、纸牌、麻将的前身“叶子”、安南椰子等物产的记载也是较早的。书中还有“用长松治麻风病”的最早药方。
著述
《渑水燕谈录》十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均著录于子部小说家类。《郡斋读书志》题《渑水燕录》，作王辟撰。 《渑水燕谈录》分“帝德”、“谠论”、“名臣”等十七类。自序云：“闲接贤大失谈议，有所取者，辄记之，久而得三百六十余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今考此书，皆记绍圣以前杂事”，而记事“不能尽确”。如“谁传佳句到幽都”，本苏辙作，而误为张舜民。柳永夤缘中宫献《醉蓬莱》词，本为仁宗所斥，误为仁宗大悦。
宋代：王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