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便是那饱受争议的1252年，晚年的元好问觐见忽必烈，请他任儒教大宗师。，前朝旧臣尊一个不通儒学的蒙古统治者为儒教大宗师，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趋势逢迎。但自金灭亡后，元好问并未出任元朝任何官职，一介布衣又何需趋炎附势！有人认为这是某种策略，意在改善天下儒生在元朝初年低贱的政治地位，引导游牧民族的统帅能“以儒治国”，“以汉法治汉地”。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但我更多的倾向于元好问的感情变化占了主导地位，当然，情感的变化并不等于变节！金朝时，元好问当过中央和地方官，都尽心竭诚，兢兢业业，关心国家兴亡，关心民生疾苦，所以政治声誉非常高。当他罢职镇平县令，时元宵佳节，百姓老老少少对他恋恋不会，敬酒惜别。他做官立志为民，气节同样为百姓而立。从他做官的经历以及他文坛上奖掖后进重视和保护人才等几方面来看，金灭入元将三十载，那些出仕蒙古国的汉族世侯如张柔、严实等能够兴文教、安定百姓生活；蒙古贤王忽必烈能够重视儒学、大兴学校，实行较利于发展经济文化的政策；忽必烈击灭云南地方势力，取消它的半独立状态、恢复汉唐旧疆……种种的变化也都在元好问的内心催生着改变：在他的《刘时举节制云南》七律诗中，他索性直接直接称蒙古国为“汉家”：“云南山高去天尺，汉家弦声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情映南极”。渐渐地，元好问开始把自己看作是蒙古国的一个臣民一样，开始接受这个不同于腐败和混乱的金朝的新局面，朝代虽改，而元好问心中为苍生而立的气节未曾改变！
　　然而一名旧臣，没有随主殉国，没有战死疆场，没有树起反元复金的旗帜，也没有归于山林，反而与新朝“眉来眼去”，这样的行为终是引来了种种流言蜚语。元好问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在蒙古大军围城时，元好问曾竭力谋求救国救民之策，“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愚忠一家一姓的腐儒之见……以先进文化的传承、社会进步和人民利益为重，将封建的个人名节置于次要地位，终于做出了不朽的历史性贡献。”李正民先生对元好问晚年的文化活动做出了高度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