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三年（1210年）真德秀在入对中又向理宗提出两条建议：其一：“开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长之渐”。这是要求最高统治者广开言路，倾听更多人的意见，制止邪说歪道，以抑制小人之势；其二：“选良牧，励战士，以扼群盗声张之锐。”这是为了防备内乱，加强统治。他认为从当时的内外形势看，南宋王朝的首要任务应该是稳定国内政治局势。真德秀特别强调“公议”对政治统治的重要性，他说：

　　天下有不可泯没之理，万世由一日者，公议是也。自昔虽甚无道之世，能使公议不行于天下，不能使公议不存于人心。用事，能颠倒是非于一时，终不免为世大戮，何者？公议，天道也，犯之，则违天矣。故善为国者，畏公议如畏天。则天佐之，人助之。”

　　这些话也是对皇帝讲的，要求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言论公开。他把“公议”提到“天理”的高度，企图得到皇帝的重视。既然“天理”是永远不可泯灭的，那么，作为“天理”之表现的“公议”，也是万世如一日，不可泯灭的。其不可泯灭的根本原因，在于“公议”存于人心，尽管有权势的人可以暂时颠倒是非，然而最终为世人所不容。真德秀认为，“公议”，就是“天道”。顺应天道，则人佐之，天助之。这种天人一体的思想显然是儒家的顺天应人思想的表现。

　　真德秀于宁宗在位的后期，忧患于国事，屡屡进言，数年之间，“论奏恳恳，无虑数千万言”，其中许多意见十分中肯，因而受到了宁宗的尊重，可又引起了当时身居高位的权相史弥远的忌恨，原来自韩胄失败后，大权落到主和派史弥远之手，他结党营私，重用小人，排除异己，真德秀对其所作所为十分憎恶，由于这些原因，史弥远对他更为不满。另一方面，由于真德秀的奏议言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些正直的士大夫之心声，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许多人甚至将他的论奏抄录出去，进行传播和诵咏，这就使他成为名重一时的政论家。这时史弥远又想笼络他，使之为己所用，而真德秀却不与之合作，主动请求到地方上去任职。

　　救荒惩贪。嘉定六年（1213年）十一月，真德秀受职为秘阁修撰，实授为江南东路转运副使。当时江南东路遭受了严重的旱蝗灾害，其中尤以广德、太平两军州最为严重，他到任后，首先是去赈灾，分别派遣官员到管区其他州县办理荒政，他亲自到最严重的广德、太平，协同当地官员到民间察看灾情，并授予当地长官开仓救灾的权力，从而使灾民得到了及时解救。当他把救灾工作办完，离开广德时，当地有百姓数千人相送，至郊外，有人指着道旁的许多坟墓哭泣着告诉他说：“此皆往岁饿死者。微公，我辈已相随入此矣。”。接着，他又下令废除了太平州私自创设的大斛，减轻了官府和地主对农民的超额剥削。在任期间，真德秀还弹劾了新徽州的贪官知州林琰和宁国知府张忠恕贪污赈济米的罪行。自此以后，真德秀的政誉更为提高。原来那些讥笑他为迂儒的言论，顿时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