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叔通参加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的筹备工作，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经常在有关会议上发表精辟见解，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1947年—1949年期间

　　1947年5月，上海学生进行反内战的宣传示威，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了大批学生。陈叔通立即联合张菊生、唐蔚芝、李拔可、叶揆初、张国淦、胡藻青、项兰生、钱自严、陈仲恕等老人共同具名，分函吴国桢（上海市长）、宣铁吾（上海警备司令），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这就是当时盛传的“十老上书”。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不得不将被捕学生释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迅速扩大到国统区六十多个城市。这年暑假，国民党当局强迫各校解聘了进步教授三十多人。陈叔通知道后，商请张菊生援助，由商务印书馆以资助文化团体的名义，拨出一笔经费，资助这些教授。

　　1947年夏，国民党政府发布所谓“勘乱总动员令”，加紧对国统区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镇压，10月，又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当时在上海的一部份民主人士被迫转入地下或撤离。与陈叔通有深厚交谊的马叙伦也离沪赴港。陈叔通则留在上海，坚持斗争，还经常把上海的反蒋斗争情况以及他对各种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写在秘密信函中，带往香港，与中共保持密切联系。

　　面对白色恐怖，陈叔通对个人安危处之泰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托人转告他说：“我已两次把你的大名从共党嫌疑分子名单上勾了去，今后你若再要活动，我就无能为力了！”他一笑置之，请人转告陈布雷：“我也劝你早日洗手，弃暗投明。”面对经济崩溃、军事节节失利的局面，国民党当局为赢得喘息之机，于1948年夏发动和谈攻势，鼓动上海一些御用文人政客，策划“千人通电”，企图玩弄所谓国共谈判的把戏。有人要求陈叔通在“千人通电”上签名，他严辞拒绝。在给友人的信中他指出：“此次是革命，且希望彻底革命”，“我们要与友方（指共产党）配合”，“无友方，即无今日之我们，亦无他日之我们”，表示了坚定不移的立场。由于各方面民主力量的共同抵制，所谓“千人通电”运动宣告破产。

　　拥护中共中央

　　在1948年提出的召开新政协会议的“五一”号召，积极提出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在中共的安排下，他于1949年1月潜离上海，经香港，于3月到达北平，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亲切会见。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陈叔通同上海其他民主人士一起从北平回到上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起成立工商界劳军分会，慰劳解放军。

　　1949年6月，他在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被推为副主任。9月，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接着出席了开国大典。古稀老人，欣逢盛世，他以无比喜悦的心情高歌言志：“七十三前不计年，我犹未冠志腾骞。溯从解放更生日，始见辉煌革命天。”

　　新中国成立以后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叔通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他还曾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远涉重洋，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和平理事会。

　　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从1951年10月开始，陈叔通主持工商界全国性组织的筹建工作。1953年10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陈叔通被推选为主任委员。他紧紧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广大工商界人士，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推动全国私营工商业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以和平方式胜利地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原工商业者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陈叔通躬与此事，殚精竭虑，投入晚年的全部精力，做出了突出贡献，得到中共领导同志的称赞，也受到工商界同志的尊敬和深切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