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中国，当政者昏聩无能，软弱又自负。为臣者欺上瞒下，唯求一己之富贵和荣华。阿谀奉承，买官鬻爵，投机钻营，谁愿负国家之重轭?谁又愿承民众之艰?况且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是心向主战的光绪皇帝，还是主和的慈禧李鸿章之流，成为区分朝臣有无道义之心的风向标。福建道监察御史这一六品官职，是安维峻任翰林院编修十年后方才被授得，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以鲜有的勇气和刚直，在短短的十四个月的任期内，连续六十五道上疏，直言谏诤。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请诛李鸿章疏》：“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固不欲战，有言战者，动遭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他鸿章之肉。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臣未敢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最后，义正严辞地提出要将“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的李鸿章“明正典型，以尊主权而平众怒”。如此直呈国情、代言民意的奏疏一俟入宫，其结果可想而知。恼羞成怒的慈禧一道令下将安维峻交由刑都严惩，后经光绪皇帝曲意回护，方得幸免一死。安维峻因此遭革职，被发往张家口补过赎罪。但由此愤书一呼，安维峻“声震中外，人多荣之，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赆，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抵戍所，都统以下皆敬以客礼，聘主讲抡才书院”（《清史稿》）。

　　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鸿章签订卖国的《中俄条约》，流放中的安维峻痛情难禁，连睡梦中都发出“此疏纵死必上”的呼喊，尔后又奋笔写下他刚直不阿的长吟：国贼讨未成，遗恨长终古。他生犹谏官，褒阙吾其补。

　　后来也有一身铁骨热血的鲁迅先生盛赞他是“中国的脊梁”。光绪二十五年（1899），也就是遭流放五年后，安维峻被释回乡，先在陇西南安书院主讲，后于家乡办学修道。光绪三十四年（1908），应聘总纂《甘肃新通志》共100卷81册。辛亥革命前夕，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撰写《四书讲义》四卷。宣统三年（1911），复归故里，在此期间，也就是他的余年里，整理刊印了《谏垣存稿》四卷、《望云山房诗集》三卷、《望云山房文集》三卷等诗文集。

　　民国十四年（1925），安维峻终老于家乡柏堂山庄，享年七十二岁。《清史稿》载：“维峻祟朴实，尚践履，不喜为博辨，尤严义利之分。归后退隐柏崖，杜门著书，隐然以名教纲常为己任。每谈及世变，辄忧形于色，卒抑郁以终。”——个刚正耿直一生的人，抛却身家性命而不顾、勇赴于国难的人，一个热血的人，面对满目疮痍、战伐四起的山河城垣，怎会安然阖目?

　　安公卒难瞑目，也是他身上那铁骨鸣响不已、热血难以冷却的结果，这不免让人想起宋代陆放翁的警语：“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