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学者的经世意识与顾氏的经世胸次当然不可同日而语，然细究其本末源流，不难发现他们共同的学术理念和相似的学术心态，其间的联系可谓薪尽火传，从未断隔。上述可见，顾炎武对乾嘉学派的影响既深且广，称其为乾嘉宗师是当之无愧的。

　　治学门径

　　顾炎武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以明音韵为治学之根本。他提出由音韵文字而通经子百家的口号，其言曰：“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在他看来，治音韵为通经的关键，知音才能通经，通经才能明道，明道才能救世。故他以阐幽扶微之心，抱明道救世之志，发明古音，考正古韵，开辟了清代学者以音明经，通经明道，明道救世的学术路线。

　　其后，乾嘉学者皆推崇顾氏的音韵学成就，并把由音韵以通训诂、就古音以求古义作为他们治学的基础。顾炎武在研究音韵训诂和经史考证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一套完善的治学方法。他善于以札记的形式，通过排比资料，相互参照，而发现问题，提出疑问，继而广征博引，援古证今，以批驳舛谬，辨正疑误。潘耒称其“有一异议，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

　　《四库全书总目》亦谓其“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顾氏发明的这些治学方法，包括重纂辑、明流变、善归纳、求证佐、躬实察等等，后来皆成为乾嘉学者治学的法门。如钱大昕仿顾氏《日知录》之体例，作《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于小学、经学、史学、典制、职官、氏族、金石、舆地、天文、历算、辞章之学，皆造其微。阮元称其书“皆精确中正之论，即琐言剩义，非贯通原本者不能，譬之折杖一枝，非邓林之大不能有也。”

　　钱氏又撰《廿二史考异》一百卷，运用顾氏之历史考据方法，辨正古史，考证史事，祛疑指瑕，拾遗规过，考史之功，最享时誉。王鸣盛作《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对十七部正史改讹补脱，去衍勘误，考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诠解蒙滞，审核舛驳，最为精审。王氏晚年又将考证所得，编为《蛾术编》一百卷，其书辨博详明，学风亦直承顾氏。

　　赵翼撰《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评判史书体例，正读文字讹误，补缺订伪史事，比类综合史料，其持论皆能斟酌时势，考据尤为精赅通贯。他曾自云“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其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此虽赵氏谦逊之言，然其治学实以顾氏为宗。他又撰《陔余丛考》四十三卷，于经义、史学、掌故、艺文、纪年、官制、科举、风俗、丧礼、器物、术数、神佛、称谓之属，皆详加探究，颇能综贯异说，考竟源流。

个人著述

　　顾炎武阅历深广，学问渊博，著述宏富，今可考见者已有50余种，代表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古音表》《诗本音》《唐韵正》《音论》《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他于经史百家、音韵训诂、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乃至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水利河漕、兵农田赋、经济贸易等都有精湛研究，为清代学术开辟了众多门径。在音韵学上，考订古音，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在阐明音学源流和分析古韵部目上，有承前启后之功，被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
顾炎武的文学成就主要以诗见称，存各体诗412首，其中包括徐嘉《顾诗笺注》的《集外诗补》中所收的4首佚诗。顾炎武生当乱世，诗歌创作的现实性和政治性十分强烈，形成了沉郁苍凉、刚健古朴的艺术风格和史诗特色，精神骨力，接近杜甫，成就很高。顾炎武同时也是出色的散文家，他的书信笔锋锐利，议论文简明宏伟，记事文如《吴同初行状》、《书吴潘二子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