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由一“念”字领起，将生活镜头拉回到作者早年在洛阳隐居的时代。伊、嵩，指洛阳附近的伊阙、嵩山，这里代指洛阳一带。巢、由，指唐尧时的著名隐士许由、巢父，这里代指作者在洛阳隐居时的朋友。词人早年敦品励行，不求仕进。在北宋末年金兵南侵之前，朝廷曾征召他到京城，拟授以学官，他坚辞不就，自我表白说：“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非所愿也。”（《宋史·文苑传》）他满足于诗酒清狂，徜徉山水的隐逸生活：“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漫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敕，累上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朱敦儒《鹧鸪天》）这就很形象地描绘了他疏狂懒漫，傲视王侯，不求爵禄，不受羁绊的性格。现在当他身遭丧乱，落拓南逃的时候，回忆起过去那种令人神往的隐逸生活，犹如南柯一梦。真是“堪笑一场颠倒梦，元来恰似浮云。”（朱敦儒《临江仙》）梦醒得如此快，觉来无处追寻。他对过去隐逸生活的向往，其意义不在隐逸生活本身，而在于他的隐逸生活带有时代特色。封建时代，文人要隐居，必须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朱敦儒隐居伊、嵩时，北宋社会呈现出来的尽管是一片虚假的太平景象，但毕竟还能保住中原，人民生活基本安定，比朱敦儒写作这首词的时候所过的流离转徙生活要好得多。所以朱敦儒对过去隐居伊、嵩生活的怀念，其实质是希望赶走金兵，恢复中原，回到以前的那个时代去，是爱国家、爱民族的表现。

　　正是这种国家民族之爱，所以下片一开始作者就站在爱国家、爱民族的高度，当此凌波南下之时，北望中原，痛感妖氛未扫，不禁发出了对英雄的渴求和呼唤。渴望有英雄出来扫净妖氛，恢复中原。上下两片，意脉相连。当时并非没有英雄。宗泽、李纲都力主抗金，收复失地，但都为投降派所阻。或忧愤成疾而死，或连遭排挤贬斥，无一得志。他想到眼前放船千里的地方，也正是三国时，蜀吴联军抗曹的故地。当年诸葛亮何等英雄，奇谋报国，指挥若定。因后主懦弱，佞臣误国，终于“尘昏白羽”，大业未成。隐喻自己也和其他英雄一样，虽有“壮心”，无奈“奇谋不用”，英雄无用武之地。这种心情，他在《苏幕遮》词中也曾表示过：“有奇才，无用处，壮节飘零，受尽人间苦。”进而由眼前的地域特点和国家形势联想到西晋灭吴的历史事实。当年吴主孙皓倚仗长江天险，以铁锁横江设防，仍然阻挡不住西晋大将王浚的楼船，锦帆冲浪，铁锁销熔，终于“一片降幡出石头”，“孙郎良苦”。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鉴古观今，作者在词中流露出对象东吴一样偏安江左的南宋小朝廷前途的担忧。下文“但”字一转，结束上文的论史，转入到以抒情作结。词人救亡有志，报国无门，他忧愤得敲打着船桨，作为击节，象诸葛亮那样唱着“梁父吟”，心潮激荡，“泪流如雨”，无可奈何。一位爱国词人的一腔忠义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而词情至此，也达到高潮。

　　词以放船凌波开始，通过江上风光的描写拓开境界，抚今怀古，将叙事、抒情、议论有机地组合起来，将个人身世之感与对国家民族的深情挚爱融为一体，风格豪放悲壮。

创作背景

　　1126年（宋钦宗靖康元年），金兵大举南侵，洛阳、汴京一带，均遭兵燹。不久，汴京沦陷。朱敦儒携家南逃，先到淮海地区，后渡江至金陵。又从金陵沿江而上，到达江西。这首词具体写作年月虽不可考，但从词的内容看，似是他离开淮海，沿江东下金陵时所作。